700亿元狂飙的失控产业背后：谁在收割一代焦虑家长？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长期配资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从早期以电击为特征的戒网瘾机构，到后来以“国学书院”“特训营”为名的封闭式矫治机构，再到如今以“教育咨询公司”“家庭教育课程”等形式出现的各类机构，这一体系不断更换外在包装与运营话语，但其内核始终未变——都建立在同一类社会焦虑之上：对失控青少年乃至成人的担忧，以及对“快速矫正”的期待。

　　记者|栾若曦

　　编辑|王珊

　　惩戒

　　吴蓉一直记得那辆黑色桑塔纳。

　　2024年3月的一天，她正在家里吃饭。那天刚和父亲吵完架，气还没消。突然，家里进来四个人：一男一女，还有两个看上去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孩。那个男人自称是警察，说她交往的男朋友涉嫌境外诈骗，需要她配合调查。

　　14岁的吴蓉没有怀疑。她跟着上了车。车门关上后，她手机被收走。车一路向东南，越开越远。直到驶入河南三门峡，停在一块写着“励萱教育”的牌子前，她才意识到，自己是被父母送进了一所“戒网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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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有540天，她都被困在这里。这之后她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疏远，她经朋友介绍去了上海，因为怕再次被送进去，“甚至不敢回家。”今年6月，一则新闻闯入她的视线。因一名女大学生被家人送入励萱教育，引发舆论关注。当地调查发现，这家机构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擅自开展教育矫治活动，被责令停止违规行为。吴蓉把新闻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被曝光了。”

　　吴蓉的老家在山西运城，父母常年做生意早出晚归，吴蓉由爷爷一手带大，日常生活心事也只和爷爷诉说，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爷爷生病去世，“突然一下子，好像家里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护着我了。”吴蓉对本刊说，从那时开始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差，学校里的人际关系也让她觉得烦躁，她慢慢开始抵触上学，经常离家出走，“多的都数不清”。很多时候，她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但在父母眼里，她则是另一个样子：厌学、叛逆、夜不归宿、难以沟通——送进励萱教育，是为了让她变得更好。

　　励萱教育校区内有一栋三层的宿舍楼，一层是教师办公室，男生宿舍在二层，女生集中在三层，总共有100多人，以12岁到18岁居多，一半是河南本地人，还有一半是外地人，最远来自新疆、内蒙古。吴蓉住在一间十人宿舍里，窗户都加装了细铁棍防盗栏，屋内有5个上下架子床，床底下摆着学员们的个人物品，拖鞋都呈一条直线摆在一起。吴蓉每天6点10分起床，之后的生活被集合跑操，打扫卫生，军事化训练、心理课等占满。

　　吴蓉说，在机构里老师会讲要感恩父母，他们如何十月怀胎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很多时候是讲PPT，或者从社交媒体上截下来比较煽情的视频，剪辑起来给学生看，没什么用。”剩下的生活基本都和惩戒有关。教官常拿着一个大约15厘米长，一个手掌宽的木质戒尺，抽打学员的手心或者屁股，挥起来有很明显的“咻咻声”。偷烟抽，搞小团体，都会受到惩戒，很多看教官心情。

　　封闭式的管理中，学员中有很明显的“等级”区分。从新生、学员、班长再到排长。等级最低的是新生，喝水、上厕所等一举一动都要报告，需要由老学员陪同。新生通过背诵条例和教官观察考核才能成为学员，学员每天要写量化考核表，靠积分“升职”。吴蓉印象中，大家还是很积极想“升职”的，那意味着日子也能好过一点。比如当了班长和排长，就不用做打扫卫生的粗活，每个月还有三五十块钱，表现积极也能早日被接出去。

　　相比于吴蓉打戒尺的惩罚和稍显有章可循的晋升制度，刘家豪遭遇的是更加粗暴的对待。2022年9月份，13岁休学在家的刘家豪被送入河南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一共待了4个月。刘家豪对本刊说，训练的时候顶撞教官，动作做的不好、不配合都会被体罚，最常见的是蹲着往前走的“鸭子拐”半小时，罚跑10圈起步，一圈400米。刘家豪曾经和教官顶过一次嘴，被罚脖子上套个小20斤的大货车轮胎，双手托着轮胎跑10圈，跑下来脖子磨得生疼。有时候教官还会以团队荣誉的名义“连坐”，一个人犯错，一个连队二十多人都要受罚。更严重的情况也出现过，刘家豪见过教官让几个学员把其中一个惹事的学员拖走，拉到没人注意的角落，直接拳打脚踢。

　　一名曾在河南灵宝某家素质教育机构负责军训的教官对本刊透露，据他了解，在河南的这类戒网瘾学校，或者特训机构，主要都是靠体罚，“不服就打，打到服为止”，捂着被子打，身上不会留痕迹，所谓送进来改造，还家长一个全新的孩子，都是假话，校领导都会说家长在不知情的时候最容易相信人，“一年交2万块，都相当于正常大学生两年的学费了，有时候我都替家长花的钱不值。”

　　焦虑

　　45岁的郝凤英在确定把儿子小龙送到河南三门峡高阳山博思特教育之前，犹豫了很久。郝凤英是河南南阳农村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小龙是老幺，她和孩子爸爸在小龙一岁多的时候开始外出到深圳打工，孩子主要交给爷爷奶奶带。郝凤英对本刊说，这些年来，小龙一直是个听话老实的孩子。直到上初中，小龙玩起了游戏，老人年纪也大了，家里没人盯着他，就更加懒散，玩得昼夜颠倒。

　　2019年初三上半年，小龙就不上学了，郝凤英也尝试在深圳给他找过工作，但总干不长久，又回了南阳老家。孩子舅舅告诉郝凤英，小龙锁着门打一天游戏都不出来，饿了就出去吃口泡面，头发留得很长也不剪，瘦得皮包骨头。那时候正赶上家里的经济压力大，两个女儿要上大学和中专，婆婆得了癌症，丈夫在深圳工厂打工，但是很少交钱给她。郝凤英离不开这份一个月3000多块的工作，没时间回去管教孩子，她在网上搜索能改变孩子的方法，随后被拉到了机构的群里。里面每天都会发孩子们吃饭、跳舞的照片和视频，他们一个个收拾得干净利落，笑眯眯地说着话，讲述自己过往的不懂事，对父母的感恩，“好像变形记一样。”

　　2022年2月，郝凤英交了35000元的学费，有两万块是她临时找亲友借的。工作人员承诺无限期负责，孩子改造不满意，可以免学费再来，只交生活费即可。郝凤英后来才得知，那些孩子看着改变的视频大多都是摆拍的。曾被家长送进河南某素质教育分部的杨语辰告诉本刊，那些看着正气昂扬的视频都是重复了很多遍才拍出来的。一组中哪个学员的姿势不标准，导致画面不协调可能会挨骂，甚至挨教官两脚，或者直接扇耳光。“有一次，一个男孩的脸被打出血了，他们就只拍他完好的那侧脸。”

　　董成邦从事心理咨询已有近20年时间，曾在河南南阳一所戒网瘾学校担任心理咨询老师，他发现，将孩子送来的家长对于孩子表现出的叛逆心理异常焦虑，但是没有正视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而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有一个外部机构能帮助矫正孩子。董成邦在群里看到的信息，都是家长对老师、教官感恩戴德。

　　河南郑州大我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欧阳自2005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如今参与咨询2000多例个案，一半以上案例都来自河南本地。欧阳观察到，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他接触的青少年心理案例占比更多了，一个月100多起咨询案例，原来成年人和青少年咨询占比大约各一半，现在青少年心理案例能占到六七成。欧阳告诉本刊，现在很多案例基本都围绕孩子的学习问题，有厌学抑郁倾向。

　　这和20多年前有很大不同。欧阳说，当时青少年问题更多是叛逆、不听话，和父母有激烈冲突，不一定和学习有关。在他看来，父母对学业的焦虑，一方面这是因为家长们率先感受到了社会经济和就业环境不如之前，本身承受着较大的养家压力，无形中传递到孩子身上，对孩子的学习会盯得更紧。另一方面，随着孩子们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过去大家长式的权威被消解，孩子自主意识变强，不会天然的服从，也让不少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变得越来越焦虑。从他亲身接触的案例来看，以往一年可能遇到过有两三例被送到戒网瘾学校等类似机构经历的孩子，最近两三年里，一年约超过10例。

　　家长的焦虑不只针对未成年孩子，也慢慢出现在了成年子女身上。河南一家封闭式成长基地的工作人员对本刊介绍，该基地全国共有40多家连锁校区，十几年来已发展出5个成年校区，一个校区大约60多人，年龄都是从18岁到30岁，约有半数都是24岁左右大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家躺平摆烂被家长送来的。”

　　一位河南当地机构的工作人员称，接收成年学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长以哄骗的方式将孩子带来，之前有个24岁的男孩，专科毕业后没有找工作，没什么目标和追求，缺乏人生规划，家长声称治疗腰痛，让儿子陪同看病，直接送到基地来。另一种则是机构上门接人，家长不出面，可根据孩子的情况可定制方案。不过，成年子女上车后，父母须在后面开车陪同，并向机构支付1.5元至3元/公里的路费。

　　扩大的生意

　　程岩在河南地区从事叛逆特训学校工作已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本刊说，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年来，戒网瘾机构、叛逆学校以及封闭特训学校在河南、山东两地开办较多。一方面是因为这里人口数量多，另一方面，两地卷学业卷得比较狠，孩子承受压力大，相对来说可能会出现叛逆、厌学问题的也多一些。

　　根据程岩的观察，2023年后，这类机构的开办迎来一个高峰期——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居家上网课，一直接触电子产品，很容易沉迷手机或者游戏，另外，家长和孩子长期待在一起，经常会出现摩擦和争吵，而十几岁的孩子自主意识增强，父母要求什么，偏不做什么，可能会以抽烟喝酒、没日没夜打游戏这种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对抗。那阵子河南能有个上百家机构。2025年，林海峰曾在河南某家青少年行为矫正教育机构工作了半年时间。该机构在河南本地有5所分校，一个校区五六十人。林海峰从招生老师处了解到，由于河南当地类似机构增多，竞争加大，该机构从开始向外扩张，在安徽、浙江、河北、陕西以及云南开设合作校区。

　　一名参与过戒网瘾学校创办的投资人曾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个行业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是暴利使然。他在2011年和2012年花230万投资了三所小学校，2012年的招生规模算60人，每人半年学费是5万元，一年学费是10万元，这60名学生，30名半年制的每人交5万元，30人一年制的每人交10万元，学费总收入是450万左右，8名教官和4名生活老师工资40万，办公费用50万，广告推广费用85万，再加上打点关系费用在50万左右。算下来成本利润差不多100%。据科技媒体“蓝字计划”估算，2025年，叠加新型戒网瘾学校、短期行为训练营以及依托短视频平台的“家庭教育”类网红的演讲与线下训练营，以及自媒体创作者的线上卖课、带货、直播打赏等收入，整个产业一年营收超过700亿元。

　　如今比起十几年前，这类学校的存在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勤学是国内最早开始网络成瘾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她观察到，2010年之前，网瘾矫治机构以杨永信电击疗法为代表，这类创办人或者医疗机构尚有一定资质，但是使用了暴力戒网瘾等违规、错误的干预措施。随着杨永信网瘾戒治机构被曝光，2011年到2018年这类机构改头换面，成为国学书院、特训营等。2019年以后，随着短视频平台兴起，它们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教育咨询公司、健康管理公司，打着自由透明的旗号，通过平台引流获客。刘勤学从一家类似教育咨询公司了解到，他们约90%左右的获客都来自线上。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碧指出，其实市面上这些特训学校、戒网瘾学校，以及声称能治理叛逆少年厌学的青少年行为矫正机构，基本都很难合规，这些机构既要承担教育职能，又要提供数个月的食宿，需要教委和民政部门共同介入审核，这方面的合规把关很严格，不同地区对于设置监控摄像头的数量，保存多少月不能删除都有严格要求，“很多时候，这些机构老板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觉得自己只要不弄出大事，就不会有问题，只拿着营业执照就敢做生意。”

　　缺少正规资质，总是免不了“东躲西藏”。林海峰说，自己工作这半年就来回搬了五六次，有时是同行举报，有时是学生逃跑，或者打学生打得太狠，被家长举报，都要搬迁，换地方暂避风头，他们会跟家长说是拉练，若家长想到校区看孩子，会说因为消防检查，设施整改，校区升级，不能参观。林海峰记得有一次，郑州校区临时转移到山里，路上五六个小时，学生不准下车上厕所。临时藏身的校区很小，床位不够，房间极少，一间狭小的屋子摆满了上下铺的单人床，身形略小的两人要睡同一个铺，或有一人打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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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

　　多名被送入戒网瘾学校的学员对本刊说，一般进入机构的两到三个月内，教官不允许他们和外界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机构的说辞是担心父母会影响孩子适应环境，实际上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洗脑”学员学会服从，别说不该说的话。学员状态比较稳定后，才能写信或者打视频电话，不过视频电话都是在教官的监督下进行，不能说想回家，也不能要零食。吴蓉说，她进来5个多月才第一次打电话，吴蓉没敢说自己想回家，就强调想回去上学，父母也没接话茬。之后表现的好，才有机会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能在被监督的状况下，打15分钟电话。

　　偶尔也可以给父母写信，杨语辰说，他们的要求是非必要不写信，每次写完信都要由教官拍给父母，信件内容也是要经过他们审核，写信也不能太频繁，因为属于给教官添麻烦。她只写过一次信，是希望父母能送一些书本和练习册进来，巩固之前的知识点，她在和教官交涉之前，打了好几遍腹稿，说服教官寄信的必要性，教官读信的时候，也一直盯着他的脸色，生怕他有什么不满意，一封要学习资料的信也来回改了两遍才发出去。

　　杨语辰刚进入机构的时候就被老学员提醒过，“只有服从才能尽快出去”，所以她一直很配合，待了4个月就被父母接了出来。这四个月的经历也给杨语辰造成了很严重的阴影。“整个环境中充斥着很多暴力和言语的侮辱，教官素质也不高，结果他成了主宰你命运的人，想骂就骂，很多骂人的话我都没法重复，这种压力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得非常压抑。”杨语辰说，在这种环境下，无法和外界沟通，里面人与人的交流就是唯一的放松出口，但是这里学员间勾心斗角又很严重，互相背后说坏话，搞小团体，不小心得罪人就会被传谣言，每天生活都非常绝望，“能有一个可以沟通聊天的人，就已经算是一个让你能保持不疯的事了。”

　　刚从机构里回来的那两个月，杨语辰总是心惊胆战，害怕自己有哪些行为招致父母不满，会再被送回去，身上总是带着一些防身用具。如今三年时间过去了，杨语辰整个人没有最初那么紧绷，但这场经历留下的阴影一直存在，直到现在，她晚上睡不着，还会想起在机构里发生过的片段，最常想起的一幕是一个12岁的女孩在教室里顶撞校长，结果被四十多岁的男校长直接掀翻在地，校长一直拿脚踹她的头和肚子，扇她耳光，周围桌椅倒了一地。

　　在日后和父母的沟通中，杨语辰说自己会“察言观色”，“我父亲是重点大学毕业，自认为聪明又很固执，做事相对极端，难以改变，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把我送到这类机构是错误的决定。”杨语辰说，她现在很多时候会收着脾气说话，尽量避免激怒他们，但这只是为了规避风险，“从源头上来讲，我个人并没有被改变很多，我的性格和想法还和之前一样。”

　　（应受访者要求，除刘勤学、陈碧外，均为化名）